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调整同一事项只是法律冲突的共同前提。

它是在道德个人主义的基点上由良而知的，尊重公共理性而又不认为公共权力的理性基础是先验的或外铄的。当我们用人道主义这些西方或现代话语对其进行解释的时候，同时也就把原有的思维方式解构了。

余英时先生还提出过一个游魂或魂不守舍的命题，意味儒学是魂，寄寓于传统的政治制度之舍中，传统政治制度覆灭了，儒家也就成了游魂了，但是反过来看，魂不守舍岂又不是舍失其魂？传统政治制度是舍，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岂不是一个更大的舍？相对而言，礼法制度本身又岂不是魂？魂失其舍为游魂野鬼，舍失其魂为行尸走肉。事实上，这些争执在古人那里就存在，而且他们已经将不同的理念和名相梳理成结构合理的体系，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是两个前后相继而各有特色的形态，而宋明理学是在汉唐经学的基础上为应对时代变化和各种理论挑战而产生的升级形态，因此以更强的理论性、思辨性和对现代社会的普适性。它认为性即理心即理，人就是天理的最高有形载体，又不认为人定法就已经穷理尽性。五还是让我们把问题回到重铸当今中国法律之魂。在政治上，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绝对优势，但在作为政治的制度化、操作化的法律上，中国又呈现出很强的自由主义色彩，以致对话语权争执不休，对词语的解释与词语本身的字面意思大相径庭，白马非马，蜗牛是牛。

]和本人的《程朱礼法学研究》[ 宋大琦：《程朱礼法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那种由军事失败、经济落后带来的失落和崇拜并没有使中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一困境被史家称为历史的三峡。法律冲突裁决机制与该审查机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合法原则从法律依据上看，就是适用的法律规范必须是法律允许适用的有效规范。[38]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信箱发出的《关于对〈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疑问的回复》（2021年4月6日）第一点指出：因《民事证据规定》是对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制度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如何适用的进一步解释，属于特别规则，相对于2020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继续沿用的第93条、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第10条应当优先适用。存在地际冲突的法律规范属于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系之下，却分属于各自的法律子体系。三类特殊冲突之所以规定送请裁决，是因为该三类冲突的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关系不明，导致法官不能按照效力有无、强弱来选择适用法律。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有学者对法律冲突采用五分法：国际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时际法律冲突、人际法律冲突和法际法律冲突。

[15]倒是在该分类中并没有异阶冲突、普特冲突、地际冲突和近位冲突之位置。鉴于此，《纪要》第二部分作了具体规定。每一个法律规范都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逻辑结构中的各要素之间的规定不一致，可能造成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2.送请裁决的程序界限《立法法》第105条和第106条不仅规定法律冲突送请裁决的适用范围和送请前提，同时规定裁决机关，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裁决机制。

前者是对特殊群体的特别保护，后者则适用于对行为主体或行政相对人的籍贯、资格、学历等一般身份认定。两机制除了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不同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区别：一是适用范围。第三，由法官解释或填补漏洞，并非地际法律冲突司法对策的主要路径。而且，法律冲突是同一事项上的法律效果冲突，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法际冲突已被三大法律冲突所包含。

同时指出四种方法的先后排列也是其运用顺序，当前一种方法不能作出判断时，即进入下一种方法，直至作出明确的判断。既然法官有权力并且能够判断法律冲突的存在，自然也就没有再将法律冲突本身送请裁决的必要和理由。

例如，法律冲突亦称法律抵触，是指在涉外民事关系中，由于其涉外因素导致有关国家的不同法律在效力上的抵触。外省过境的木材运输按起运省规定执行。

如果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可以报请有关机关作立法裁决。[32]《立法法》还规定了新普旧特冲突，然而此类法律冲突本质上属于普特冲突，《立法法》第105条和第106条第1款第1项也只规定该类冲突送请有关机关的效力裁决规则，并没有规定其适用规则。而将前两种情形送请裁决，则有混淆冲突判断与效力裁决之虞。应该明确，这种冲突审查只是效力裁决的准备阶段而非裁决本身。就司法实践角度而言，新法是否允许旧特别规定继续适用的指示不明，以及无法适用该第二部分规定优先适用情形的，均属不能确定如何适用之列。二是其他两类特殊法律冲突的送请裁决，可规定以不能确定如何适用为送请前提。

毕竟，解决法律冲突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39]二是由地方法各自明确冲突规则。

[40]参见张国华：《论地方间法律冲突》，载《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14]笔者认为，所有的法律冲突都是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均可称之为法际法律冲突，这与法律冲突应属同一概念。

本文将其分别称为特殊人际冲突和一般人际冲突。[1]正是由于法律冲突的不可避免，司法上就必然遭遇如何化解法律冲突、正确选择适用法律的问题。

[27]参见余文唐《法律冲突：判断抑或裁决——以法官的审案遭遇为视角》，载《福建法学》2008年第1期。而法官遭遇法律冲突的主要方法是适用选择，其作用在于选择有效贴切的法律规范适用于所承办的案件。选择有效而又恰当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也是合法公正审判的重要保证。然而，不宜因此而否认不同部门法之间法律冲突的存在。

其三，应当优先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尚有疑问。（二）法律冲突的裁决程序1.送请裁决的适用前提关于三类特殊法律冲突送请裁决的适用前提，从文面上看有两种情况：一是明确规定不能确定如何适用的才送请裁决。

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有权机关裁决或处理。比如，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要由地方权力机关投票表决，无法由联合的立法机构来统一立法。

在笔者看来，新法未作指示或指示不明的，就应属于默示允许旧特规定继续适用之列，因此新普旧特冲突也就没有送请裁决的必要。（二）司法判断的基本方法1.司法判断的总体方法关于法律冲突的判断方法，有学者认为，判断法律规范的冲突构成，就要对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

也即还可以通过上位法优先规则的介入来确定应该如何适用。《税收征管法》第45条第1款后段规定税收优于后担保债权的规定，而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09、110条及第113条第1款规定，则是担保物权优先于税收得以受偿。因为《立法法》并无规定三类特殊法律冲突的适用规则，法官仍然无法据此裁决对其进行适用选择。地际冲突的适用规则既不能照搬国际冲突和区际冲突的冲突规范，也不能套用三大冲突的适用规则。

即使协作立法的其他模式能够实行，也只能解决相关协作方的地际冲突。解决法律冲突虽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消极坐等。

新旧冲突适用新法优先是因为旧法被新法默示废止而失效。第二，只有调整事项上具有同一性，才会同时指涉同一待决事实，才是法律冲突的事实要件。

二是相互冲突的不同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是否完全相同。对于上述学者主张和立法实践，笔者认为：第一，协作立法虽然可能克服协作各方之间的地际冲突问题，但是也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困难。